“器”与“道”：超人类主义未来的一种回应！ | 社会科学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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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3月14日-4月1日，科技展会“A Better Version of You”在北京举办，北京德国文化中心·歌德学院（中国）作为展览中心，呈现着来自全球的技术开发人员和艺术家们的奇思妙想。展会期间，歌德学院邀请技术哲学家许煜举办讲座，探讨为什么中国思想中没有对技术的系统思考，并就此与美国技术哲学家卡尔·米切姆教授进行了对话。

原文：《“器”与“道”：超人类主义未来的一种回应》

作者：德国吕纳堡大学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许煜

用新的框架理解技术问题

在大概十多年前，我开始研究技术哲学的时候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技术思想好像并不存在，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。几年前的时候大家都在谈人类纪的时候，很多人类学家都尝试回到自然这个概念来找到一个出路，他们指出有多种自然，而不只是一种自然，我们现在所说的自然，是欧洲现在生产出来的一种对自然的本体论。那么，如果我们有不同的自然，是不是其实也有不同的技术？说起中国的技术，大家知道四大发明，历史学家在研究这些技术的时候认为，例如说13世纪中国的造纸术比西方先进，然而欧洲人类历史学家例如很著名的法国技术历史学家Bertrand Gille认为，不能比较单一的技术，必须比较整个技术系统。所以这在历史学家争论里面变成关于欧洲中心主义的争论。

我想要避开一种比较的方法，因为在历史学家比较方法里面，有时候必须采用同一种指标衡量技术的进步，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所有的技术都是等同的，或者把他们置于同一时间线上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进步或者发展。但我质疑这种观点。我们的技术发展朝着一个相同的方向，即所谓的技术奇点，或者技术发展速度呈现直线发展，比如超级智能帮我们做所有的规划，包括经济、社会、政治等方面。这种奇点会不会被实现并不是最关键的，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意识形态。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政治神学，因为它要达到的是历史的终结，如尤瓦尔·赫拉利所谓的从“智人”到“神人”。这种超人类的意识形态出现在今天的主流政治里面，比如说2017年8月份中国发表了白皮书，要在2030年成为人工智能的领导者。紧跟着9月1号，普京对俄罗斯的儿童说，谁在AI上面领先，必将领先于世界。在某种程度上，技术已经成为了文化价值政治的支撑，并引导这些价值的发展。如果我们停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，即用诠释与自动化对立，或者用道家所说的无为与亚马逊的推荐系统对立，这在上个世纪已经被证明不是有效的。所以我们要用新的框架理解技术问题，一方面要回应技术全球化的问题，另一方面要打开技术的多样性。

我们有不同的宇宙技术

海德格尔在1953年发表关于《论技术问题》的文章（或者是翻译成《技术的追问》），提出了技术的概念发生的本质变化，从古希腊的技术到经历欧洲现代性的洗礼之后，成为所谓的现代技术，或者被“现代技术”所取代。Technē，古希腊的这个词的本质是有诗意的poiesis，就好象工匠根据物质的形式及其目的，将原料转化成产品。现在技术的本质是所有的原料只是等待被采用的东西。海德格尔对于技术的批判，在亚洲得到很大的认同，他的“泰然处之”与道家的“无为”很相似，不少人尝试证明海德格尔是老子的信徒。不认同的人认为海德格尔并不真正理解现代技术。我的工作一直都是在跟海德格尔对于技术的理解进行对话。在这点上，我提出的问题是，中国的技术、印度的技术、非洲的技术，我们是否能将它们归类为古希腊所说的技术？很明显他们并不是现代技术，但如果我们不能将它们归类的话，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论述？

有很多中国的技术哲学家在谈技术的时候会提到普罗米修斯，在古希腊神话中，他是偷火给人类的巨人，因此而受罚。他也是技术和计算的发明者，在歌德1789年的诗《普罗米修斯》里面，他甚至用泥创造了人。其实神话里技术的起源也是欧洲技术思想的起源。如果一个中国的技术哲学家对着一群中国人谈到技术时，认为技术是来自普罗米修斯，这就是我所说的“失向”（dis-orientation）现象——不仅是失去方向，还是一个去东方化的过程。这也是中国在19世纪中叶两次鸦片战争开始的150多年的现代化所经历的一个过程。我认为，要回应所谓的技术的统一化以及朝着技术奇点的方向发展，要回应这种政治意识形态，必须重新打开技术的问题。所以我想要指出的或者说发展了宇宙技术概念，也是希望可以重新打开技术的问题，去显示并不只是有古希腊的“技术”，现代的技术，我们有不同的宇宙技术。当然技术有普遍性维度，人类学家勒儒瓦-高汉(A.Leroi-Gourhan)认为，它是记忆的外化，是器官的延伸。技术也有非普遍性的维度，例如宇宙论在技术的发展以及技术的应用有一个重要的角色。所谓宇宙技术，就是宇宙秩序与道德秩序在技术活动中得到统一，比如中医里面会有一些宇宙论的词汇，阴阳、气、五行等等。

建构中国的技术思想

那为什么科学技术没有在中国出现？李约瑟的回答是，中国的哲学思想有完全不同的思维，这种思维是有机的，不是机械性的。虽然我并不完全认同这种对中国哲学的解读，但在他对中国哲学的思考里面技术跟科学有紧密的关系。比如新儒家的牟宗三，他提出了中国哲学根本上是一种道德宇宙论，或是道德形而上学。新儒家想要做的可以视为对李约瑟问题的回应——西方可以做的，中国也行。牟宗三是从王阳明的理学或者更广义的中国哲学史来做这样的论证。我想尝试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回应或者系统性地建构中国的技术思想：用“器”和“道”这两个根本性的概念。中国已经有不少的哲学家提到这两个概念，但是从没有一个系统性的建构。

“道”与“器”的分别，《易经·系辞》中有“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”。在整个现代化过程里面，我们都急着找一个跟西方的哲学相对应的机会或者概念，所以就很直接地将metaphysics翻译为“形而上学”，等于将“道”跟“形而上学”等同了。如果熟悉西方的形而上学的历史，其实跟中国的“形而上”没有很大的关联。“器”即工具，在《说文解字》里面，中间是一个犬，即狗来守住这四个器皿。虽然很多哲学家和文人通常讲到道器合一，但这其中的过程非常复杂。因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“器”和“道”的关系一直在改变。什么是道？这个问题到了18、19世纪，历史学家章学诚提出了“六经皆史”，即六本经典只是“器”而已，我们称之为“道”的“六经”，其实只是那个时代的“器”。

怎么去论述“器”和“道”或者是系统性地描述中国的技术思想？这是我想要处理的主要的三个问题，首先中国的宇宙技术应该如何论述，或者说如何建构一种中国的技术哲学。其次，这种技术思想的历史性以及其局限。最后，这种技术思想对当前的问题，比如奇点、地缘政治，有何启发。我想提出一个新的方法来理解“器”和“道”的关系，尝试将“器”和“道”关系的转变视为一种新的知识型。

简单说三点：一，周朝衰亡之后出现“道”和“器”的论述，在儒家和道家经典中都可以看到。《庄子》中“庖丁解牛”的故事，庖丁所感兴趣的是“道”，“刀刃若新发于硎”，他的刀用了好久刀刃却像新的一样，因为他达到了“器”和“道”的合一。二、公元11世纪左右，佛教的发展在中国造成很多问题，当时的知识分子为了回应佛教带来的问题，论述了“器”和“道”的关系。其中关于“器”和“道”的论述最著名的是《天工开物》，它是中国的百科全书，是自然和技术完全融合的论述。在一百年之后出现的欧洲的百科全书里面，我们看到的是自然跟技术的对立。我刚刚提到的两个历史时段，都是为了应对一种危机。三，在鸦片战争之后出现的现代化的过程中，出现“道为器用”或者“器为道用”类似的论述。比如在洋务运动里面，他们会将西方的技术当成中国的“器”，因为“道”是形而上的，是更高级的，他们希望用西方的“器”来完善中国的“道”，这就是当时洋务运动的口号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。这其实是一种笛卡尔式的二元对立。但最终我们的中学为体并不能够自我保存，而是被所谓的西学作为器所改变。

所以我要打开一个开放性的问题，即在今天我们如何重新论述“器”和“道”的关系。打开这个问题，并不是要回到传统，回到国学，而是如何思考传统与现代的延续性，这可以由技术的多元性来回应当前越趋明确的超人类主义未来。

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03期第6版，转载请注明出处，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，不代表本报立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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